在天文、历学、算学方面，朱载靖也有贡献，诚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之一。
）而这三对范畴显然也依次相应于类、故、理的范畴。他提出：凡物，非相类则相反……或始同而终异，或始异而终同，比类相观，乃知此物所以成彼物之利。
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意识的综合统一性乃是一切知识的客观条件，而且，它不只是我自己在认识对象时所需的条件，并且是一切直观为了成为我的对象必须从属的条件。接着，再从概念、判断、推理来概括出逻辑范畴，又从范畴的矛盾运动来说明思维形式的辩证法。而当历史发展到了宋元明时期时，哲学家们通过理气之辨而形成理一分殊的思想，把对理范畴的考察又极大的向前推进了。这一点，只要我们对这一范畴体系稍加分析就是十分清楚的了。
（《正蒙注·动物篇》）强调了要同中见异、异中见同的来把握类，进而提出象数相倚的比类方法，把对类范畴的考察提高到了具有初步辩证思维水平的阶段。黑格尔在建构哲学史上第一个较完整的逻辑范畴体系时就曾多次强调过这种一致。作为凝结了人的创造性和本质力量的现实存在形态，人化世界的深层意义，同时表现为对人的创造性和本质力量的历史确证。
按照王阳明的理解，人所面对的世界，与人自身的存在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对理学而言，理想意识与使命意识总是具体化为对待人和世界的意向及态度。所谓意之所在即为物，并非让意识在外部时空中构造一个物质世界，而是通过心体的外化（意向活动），赋予存在以某种意义，并由此建构主体的意义世界。[1](P107)王阳明在这里主要不是在实存的意义上强调外部对象依存于人，而是着重指出草木瓦石的意义总是相对于人而言的。
如果说，化对象世界为心性之域的存在首先伴随着对存在意义的理解，那么，物我一体之境则更多地包含着对存在意义的个体领悟。理想的追求就在于真正确立人在天地之中的价值主导地位，顺应民众的意愿，延续文化命脉，实现天下的恒久安平。
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他首先设定了一种超验的存在，即无极或无形之太极。当它从宇宙演化或理气关系方面勾画世界图景时，往往表现出以上的思辨性。可以注意到，相对于无极、太极等超验存在，进入心性之域的世界更多地表现为与人相关并为人所理解的对象，尽管较之于现实形态的知行之域，心性之域仍具有思辨、抽象的性质，但就其联系人的存在来考察世界而言，无疑又呈现出扬弃存在之超验性的趋向。换言之，人应当在自身存在与世界的关系中，而不是在这种关系之外来考察世界。
后者不仅如前所述，体现在理学往往以心性之域中存在的为我之维消解了对象世界的自在性，而且表现为境界的思辨化、玄虚化。黄宗羲曾批评理学末流疏离经纬天地的现实活动，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岂唯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全球化为东方文明提供了新的机遇，从根本上改变着三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失衡的状态。
第二，正确看待世界化历程中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我们这里所说的地方性传统，还不是指人类学家常常处理的部落的、小区域的地方，而是指非西方的大文明传统，如印度文明、中国文明、阿拉伯文明。
离开历史的发展现实，空谈理想和正义，就会被历史边缘化。第五，正确看待价值的多元普遍性。
在这个意义上，冷战结束的确是全球化观念流行的基础，这个意义上的全球化，是世界体系从分异到趋同的演化。但如果认为理势合一是无条件的，那就意味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使我们失去了对历史和现代的批判与引导力量，抹杀了人对历史的能动参与和改造。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关于世界化的思想。古代儒家的历史哲学，常用理—势的分析框架来观察历史。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以及大工业和商业革命，都不能自发导致世界市场。从全球化的实践上看，经济和文化可以分开讨论。
如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在第三世界异议较少。所谓势，就是说，成为一种现实的趋势。
可以说，全球化已经显现出一种趋向，把这个问题提得更尖锐了，即当今全球化的世界，谁在经济政治上有力量，谁的文化就有可能覆盖其他的文化和文明创造。马克思所指出的从属现象，现象地指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交往所展开的历史特征，也是近代历史的大走势。
从历史上看，近代欧洲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并不能自发地导致世界市场，它只能要求世界市场。而与此同时，全球化一词的适时浮现，则似乎宣布了另一个历史的开始。
因此，就本来意义上说，理—势分析的出现，既是为了强调人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清醒认识，更是为了强调人以及人的道德理想对历史的批判改造的功能。如果气与势一样可表达现实性、必然性的概念，而理可以表达合理性的概念，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全球化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在全球经济领域，气强理弱;但在全球文化领域中，理可以抗势。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使得F.福山急忙地断言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全球化实际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世界化的一种新的发展阶段和形式。
中国古代的理气论中，有所谓气强理弱(朱熹)和以理抗势(吕坤)的说法。进入 陈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
势或历史潮流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不一定是全然合理的，不是不可以引导的，但不顾历史大势，反势而行，逆历史潮流而动，则必然要失败。第三，正确看待全球化的趋势和结构。
但在文化上，注重本土性、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且这些呼声既来自非西方的国家，也来自欧洲国家。例如，在中国近代化初期的启蒙运动中，是以西方对东方。
这又涉及到文化认同的问题。在现代化理论中，是以传统对现代，在全球化论说中则是以全球化对地方性，其实都始终关联着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在现代化时代，传统的命运如何，和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待文化认同的问题。冷战结束以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终于一统天下，也使得许多政治家看到了政治体制全球趋同的远景。妥当的态度应当是以理势兼顾的立场来分析全球化的问题。
第一，正确看待历史的终结与历史的开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化也仍然强化着这样的世界历史性的从属结构和权力关系。
全球化所涉及的古今东西的问题，全球化的讨论和现代化的讨论有些类似，只是方式和角度有所不同。于是，在世界市场形成的同时，产生了世界性的从属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事实上，这两件事确实也有关联。应当承认，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诠释的主题，它所引发的各种诠释涵盖了人类社会实践的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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